富士康印度工厂停摆，恐影响苹果印度组装进程

去年以来，受国际经贸摩擦和关税成本等多种因素影响，苹果屡次要求其两大代工厂富士康和和硕将iPhone的生产地迁出中国，但成效甚微。 

1 月7 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工业部长苏巴什·德赛（Subhash Desai）称，与富士康在当地合作建立电子产品制造工厂的计划已经取消。 

根据苏巴什·德赛的说法，取消合作的原因，是“富士康与苹果公司产生了内部纠纷”。 

富士康随后回应称，“与苹果产生‘内部纠纷’的报道是不真实的，印度的生产计划正在向前推进。”但并没有否认新厂不打算开了的说法。 

作为苹果最大供应商，全球大部分iPhone手机都是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但在苹果的要求下，富士康去年年初就计划在印度、越南等地投资建新厂，其中包括对iPhone在印度的生产投资，可能会创造多达2.5万个就业岗位。不管富士康与苹果公司是否产生了内部纠纷，印度方面显然不愿意看到富士康在印度新建的工厂落空。

眼下，苏巴什·德赛和富士康各执一词，富士康印度新工厂投建或已经搁浅，但显然难以改变苹果试图通过代工厂商在印度组装高端iPhone的计划。 

据第三方数据显示，2019年印度会成为智能手机唯一出现增长的国家；2018年的印度智能机销量同比增长12%，达到1.5亿，2019年印度智能手机的销量预计达到1.6亿部。国内OPPO、vivo、小米和多家ODM及产业链厂商都已经在印度建厂，期望提前在印度布局抢占市场。 

而苹果在印度的产品制造，只有纬创印度工厂在当地组装低价版的iPhone SE等机型，苹果也一直计划通过富士康在印度建厂实现高端iPhone的组装，目前来看，该计划正在遇阻，富士康印度新工厂处于停摆。 

另外，占到苹果产品组装代工订单约三成的和硕，是富士康之外第二大苹果代工厂，该公司在去年年初也宣布拟在印度、越南等地建设新工厂，但具体投建的进展至今尚未公布。目前来看，苹果计划在印度组装高端iPhone的计划阻碍重重，今年高端新iPhone大概率还要回到中国制造。

这两年富士康频频传出去海外建厂的消息，但很多备受瞩目的项目并没有像预期中的那样顺利落地，而是胎死腹中。 

2011年，富士康进入巴西，建成“全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苹果手机生产线”，2017年裁员降产能；2014年，富士康计划在印尼投资10亿美元，2015年因“土地问题”而决定不继续进行投资；2018年，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与特朗普一起为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新厂举行动工仪式，2019年，该工程传出停摆的消息。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困难重重，但富士康的出海大计并非全盘皆输。根据给投资者的简报，富士康在巴西、墨西哥、日本、越南、印尼、捷克、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都设有工厂。

只不过这些工厂大多并不生产苹果公司的产品，或者产量非常小。而苹果的生意恰恰是富士康最赚钱的业务。 

富士康为什么想把制造业带到海外去？ 

“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商业的黄金法则。”富士康印度业务负责人Josh Foulger说。

这话没错。事实上富士康大部分的鸡蛋一直都集中在中国的篮子里。2019年，富士康新任董事长刘扬伟称，富士康仅约25% 的生产能力位于中国以外地区。 

但是中国的篮子正在发生变化。

催动变革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中美摩擦——在中国组装好的iPhone在进口美国时可能要承担附加关税，这给富士康和苹果带来成本危机。根据年报，在苹果的长期资产中，中国资产占到了30% 以上。这些长期资产主要指的是产品加工和制造设备、零售商店以及相关基础设施。

第二个原因是新兴市场正在通过加增关税的方式逼苹果来建厂。以印度为例，这个国家在过去两年里，先给所有从国外进口的手机整机加增10% 的基本关税，再将关税从10% 提高至15%，再从15% 提高至20%。 

在小米等中国手机公司拆整为零，不进口整机而进口零件，然后在印度境内组装后，印度政府又开始对手机核心零部件征收10%-15% 的关税，逼它们直接在印度国内买零件。

苹果的境遇也一样，要么在印度建厂，要么承担高出来的关税成本，要么把印度市场拱手让人。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薪在2012至2017年期间，上涨了50%。而印度的工人薪金比中国便宜约三分一。 

最后，中国市场正在被更急眼的竞争对手吞食。2019年下半年，特朗普的一纸禁令使得华为手机海外销售大受影响，逼得华为反过来猛攻国内市场，包括苹果在内的其他手机品牌在国内的份额被大大吞食。 

36氪的文章《2019，中国手机惊变150天 | 深氪》记录了这一场变革。据调研机构Canalys报告，2019年Q3，华为在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42%。同时期，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报告显示，华为占据了中国超过八成的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份额。 

虽然在中国制造的iPhone不仅仅卖给中国人，但中国市场的收紧还是让苹果更急于寻找海外的新兴市场，比如东南亚和拉美，也就有了更多理由把工厂开到那里去。 

富士康为什么很难在海外造苹果？ 1、政局不稳，经济形势差

巴西是富士康出海造苹果的第一站。 

2011年，富士康进入巴西，宣布了数十亿美元投资计划，并表示将帮助巴西创造十万个就业岗位。按照当地媒体Istoe Dinheiro当时的报道，在巴西圣保罗市，富士康已经建设了全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苹果手机生产线。 

但到2017年时，富士康仅在巴西雇佣了约2800名工人。作为对比，同时期的富士康郑州工厂雇佣了约35万名工人。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在巴西，富士康得不到稳定政局的支持，也得不到稳步向上走的经济环境。 

2011年时，力主支持富士康来建厂的巴西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在2016年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遭弹劾的女总统，政府承诺过的一些税收优惠被减少或取消。 

从罗塞夫就任总统的2010年开始，巴西 GDP 的年增长速度从近10% 一路下滑，2012年出现了零增长的胶着状态。失业率和通胀率也震荡走高，到富士康关闭 iPad 生产线时，已经达到了巴西历史高位。 

那么富士康在巴西建厂六年的效果如何呢？ 

iPhone 在巴西发布的时间和价格 图片来源：counterpoint research

一开始，据巴西媒体估计，当地组装可能使 iPad 或 iPhone 的价格降低多达30％，因为此前巴西对进口智能手机征收超过60％ 的税。

但是，富士康的出现并没让苹果产品的价格下降。iPhone 6发售时，在巴西的售价比美国售价高了97％。甚至，连按时发售都做不到。巴西消费者见到 iPhone 4S 时，已经比全球发售时间推迟了至少两个月。

2、基础设施缺乏，没有完整的供应链 

印度的政治局势比巴西稳固，经济发展势头也好得多。而且这里还是智能手机品牌必争的最后一块蓝海。

2015年，富士康在斯里城开设了第一家印度工厂。这里雇用了1.5万名工人，以女工为主，日薪只有4美元左右。但她们组装的不是苹果，而是小米。

2017年，富士康的第二家智能手机工厂在南部泰米尔纳德邦 Sriperumbudur 产业园建立，雇佣1.2万名员工并决定于2019年首次在印度生产 iPhone。

2019年10月，一个包装盒背面印着 Assembled in India（印度组装）的 iPhone XR 终于出现，富士康成功在印度造出了苹果手机。

但是在这里产出的苹果数量相比全球对苹果的需求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路透社2019年8月经过调查后发布的报告显示，苹果在印度和巴西两国生产的产品只是用来满足当地需求，而在中国增加的苹果代工厂远超过中国以外。

根据苹果的数据，在中国，单是富士康的工厂就从2015年的19处扩展到了2019年的29处，另一家代工厂和硕则从8处扩展至12处。而且它们是随着苹果增加了智能手表、智能音箱和无线耳机等产品线而新生的。

不光是组装厂，在供应链上，苹果对中国的依赖也在逐渐加深而非减少。路透社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时，其所有供应商的厂址有44.9% 在中国，但到2019年，已升到47.6%。

相比之下，印度的缺陷很明显——缺少供应链和基础设施。大量存在的廉价劳动力是天然的资源，但公路、铁路、供水设施和完整的供应链要花费这个国家大量的时间去建造。 

正如北京研究公司 Trivium China 的创始合伙人 Andrew Polk 所说的那样，“全球供应链是支离破碎的，但中国只有一个。”

在中国大陆，苹果的供应链几乎都在24小时车程之内，但是富士康的印度工厂，许多零件还依赖5800多公里外的中国广东供应。由于金奈市和附近地区严重缺水，富士康的印度业务负责人 Josh Foulger 还要为数千名工人解决用水问题。

在这样的环境下，印度的代工厂可以承接 Google Pixel 智能手机的订单，但要接苹果的订单就有点麻烦。因为苹果要求的出货量更高，要保持灵活也就更难。在中国，

苹果可以每年生产出数以亿计的手机，同时可以只维持几天的库存，这让苹果可以保持更稳健的自由现金流。

3、缺少廉价劳动力

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越南没有，美国也没有。 

越南的劳动力便宜，但是不够多。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总人口是9554万，而中国河南省的总人口是10906万。 

美国的劳动力比它多一点，但是不便宜。郭台铭为美国威斯康星州工厂员工的年薪承诺是大约5.3万美元，而根据富士康在国内各类招聘网站上打出的广告来看，中国普通一线工人的薪资是月薪3000元左右。

虽然郭台铭一开始就没打算在美国造苹果——如他所说，富士康在美国创造的工作，将会是“高科技、高薪水、高潜能、高价值”的工作，主营业务是生产 LCD 液晶显示屏面板，但纵使这样，招人也是个大问题。

按照最早的计划，富士康工厂将在2020年底雇佣5200人，并“最终雇佣1.3万名员工”，然而2018年年底，该公司在威斯康辛州仅雇用了156名员工。

2019年2月，富士康高管告诉媒体不会再建设制造工厂。两天后，说辞又变了，因为郭台铭和特朗普进行了“私人谈话”。美国工厂看起来已经不太像是一个基于商业逻辑的存在，而是一场政治游戏。 

曾力主支持富士康建厂，并承诺提供40亿美元补贴的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和前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都是共和党人士。2018年9月，在讨论《富士康法案》的会议上，虽然州议会中的所有民主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但由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还是通过了该法案。

现在，一直对建厂协议持质疑态度的民主党人安东尼·埃弗斯（Anthony Evers）接替斯科特·沃克成为州长，威斯康星已经回到了民主党人手中。富士康又命运几何？

2011年2月，奥巴马在硅谷晚宴上问乔布斯：“要在美国生产 iPhone 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这些工作什么时候能回到美国？”乔布斯毫不含糊地回答：“永远不可能。”

“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没什么地方能够每天制造出60万支手机，”旧金山供应链公司 Fictiv 的执行长 Dave Evans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富士康仍然是一家非常赚钱的公司，但麻烦在发生。2019年四季度财报显示，公司该季度收入达到1.73万亿新台币，创下历史第二高纪录，但同比下跌了4.4%。整个2019年，富士康营收为5.33万亿新台币，同比上涨0.82%，增速大幅放缓。